读完了村上春树欧洲旅行三年的游记《远方的鼓声》。在阅读过程中我有着些许不耐，可能是打开的时机不对，疫情刚结束不久（严格来讲还没结束）读旅行相关的书籍也许不太合适。又或者是我习惯了他小说里的那种超现实叙事，对于用同样的文字风格来描绘日常生活还不太适应。
以一个外国旅人的身份，村上对普通日常的观察细致并且全面。他对希腊、罗马作为旅游城市的定位几乎不感兴趣，他笔下的都是他作为一个异乡人的视角，感受。在旅行期间他似乎对罗马颇为不满，但之后又尤为想念。
村上是在此期间完成了两部小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前者让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畅销作家，也是一本我读了几遍但每次都会忘记具体情节的小说，后者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部作品。在这本游记里，村上说他是在伦敦的 Abbey Road 写完《舞！舞！舞！》的。
紧接着《远方的鼓声》我又去读了《雨天炎天：希腊、土耳其边境纪行》，似乎也是他在旅欧期间进行的一次旅程。读这本随笔集更加让我昏昏欲睡，也许是对希腊相关宗教和土耳其相关政治的无知让我难以进入。但同时这本书前半部分希腊僧侣的虔诚与后半部分土耳其军人的严肃之间的对比，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象从每天虔诚祈祷、粗茶淡饭的宗教圣地走进遍地士兵、冲突紧张的土耳其边境，那应该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未来在某个不会弄错的时间，也许我会重读这两本书。
放上阅读标注：
《远方的鼓声》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无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
斯派塞斯岛
斯派塞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世间偶尔是有这种东西的。惟其动机纯正、外观气派，因而倒霉时格外显得惨不忍睹。
暴风雨来了
雨就好像说 “啊累了就下到这儿吧” 似的痛痛快快偃旗息鼓，遮蔽天空的乌云如细胞分裂一般哗然散开，北风一鼓作气将其吹跑，蓝天从云隙间一闪一闪探头探脑。
米科诺斯
米科诺斯
他们的年龄都已相当不小了，但身体都很壮实，如今仍晒得黑黑的，常逮住我聊日本。他们随着海运业的萧条从船上下来，有的当公共汽车乘务员，有的当餐馆老板，有的开小杂货店。对于在船上度过的日日夜夜，他们简直像惋惜已逝青春一样谈得十分动情。听他们那么一说，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分外美好的时代，一个可以乘船四海为家的时代，一个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工作的时代。
从西西里到罗马
南欧跑步情况
在南欧跑步的第二个问题点，那就是狗。一来放养的狗多，二来狗也和人一样没有看惯跑步的人，我一跑就以为是什么怪物而随后追来。若是人，虽说有点麻烦，但总可以讲通，而狗则不可能。狗这东西通常不懂话语，也就是说道理讲不通。弄不好，性命都要出问题。
这样一来，往下只有两种选择：或放弃跑步，或同狗正面交锋。我当然选择后者。若是怕狗和文艺评论家，岂能写出小说——这么说有点言过其实，但岂能败在狗手下的心情确是有的。
而德国人跑步时不至于小什么便。虽说同是跑步，但各国却迥异其趣，看意大利人跑步，深深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打仗很难取胜。
去二战激战之地马耳他旅行时，从马耳他人口中也听到同样的话。马耳他在二战期间一再遭受意大利的轰炸，但马耳他人对意大利人可以说丝毫不怀有恶感，因为几乎没造成损害。“跟你说，意大利人么，除了吃、闲聊、对女人花言巧语，其他没有卖力气做的事。” 一个马耳他人告诉我，“轰炸马耳他的时候也不例外。飞得低怕挨高射炮，所以从很高很高的空中 ‘啪啦啪啦’ 扔下炸弹就回去了。拿东西不可能打中，不是掉在海里就是落在荒郊野外，但对他们来说那就可以了。叫扔炸弹就扔了，扔了就算完事。因此，不管墨索里尼怎么狂喊乱叫，马耳他都纹丝不动。后来德国空军来了，这个厉害。急剧下降的轰炸机几乎贴到地面，炸弹全部击中，城市夷为平地。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是个好国家。”
在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早上跑步，很有些像村上龙写的《纽约马拉松》。我实际在汉堡同妓女交谈过，她说她每天早上沿艾塞斯特湖跑步。因为我也跑这条路线，遂问跑多长时间。嗬，时间还真不算短。我说好厉害啊，她耸耸肩说 “身体是本钱对吧”。对对，妓女也好小说家也好，身体都是本钱。
“你一个人跑？” 我问。
“那当然。” 她说。
喂，意大利人，听见了没有？人家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跑步的哟，且是一个人单跑！
这些家伙毕竟时间精力有余而钞票不足，每次我都在其前面通过，他们简直就像正闲得无聊时来了个好欺负的傻瓜蛋，哇啦哇啦大声起哄，别提有多吵闹、多烦人了。
“喂——日本人，再跑快点！”
“喂——日本人，别跑了，来个功夫拳，功夫！”
“一、二、三、四！”
如此异口同声狂喊乱叫。有的模仿我跟着跑，有的死皮赖脸拉出功夫拳架式，有的只是一个劲儿上蹿下跳，同过去《人猿泰山》电影里的调皮猴子无异。知道他们没有恶念，并不怎么生气，但还是让人烦得不行。
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去大众酒吧，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找女人睡觉，我去陌生地方则必跑步。只有通过 “跑之感觉” 才能领会的东西在这世上也是有的。
罗马
比拉•托雷克里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 3 月 26 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凌晨 3 时 50 分的昏死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里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着死思来想去。
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
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
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的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是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无名贫民的尸体被投入台伯河中。卡里古拉将所有哲学家处于极刑，尼禄将基督教徒喂了狮子。
春天的希腊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希腊确实有许许多多国家的背包客。从人数多的排列起来，德国人（世界上最喜欢旅行的德国人）、加拿大人（世界上最闲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闲得似乎仅次于加拿大人）、美国人（近来少多了）、英国人（脸色基本欠佳）、北欧三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往下是日本人。没有——确认或统计过，但大致说来怕是如此。德国人一看脸就晓得，装备也最威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国旗缝在背包上，一目了然。北欧人除却德国人的威武，透出几分耽于冥想的申请。法国人脸上总好像带着一点嘲讽意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则似乎多少愿意与人亲近。在这些人包围中显得有些不舒服的（不过本人大概自得其乐吧）是英国人。当然这是一般印象，例外数不胜数。
不过，纵然把这种偶然性充分计算进去，我想意大利人不那么中意背包旅行是毋庸置疑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旅行形态似乎不为他们所青睐。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一步一挪地徒步而行，有时只靠面包、奶酪和苹果过一个星期，有时在没有热水的旅馆里听着“咣当咣当”的门声入睡——北欧人比意大利人远为适合这样的旅行，我觉得。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求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放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没有文学的内在必然性，没有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内在必然性，没有诉诸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文学性内在性的必然性，没有内在性文学性的必然性，这些劳什子统统没有，只有驴和山羊。
车来了，我付罢帐，把一个星期前就想扔而没扔成的破烂不堪的耐克鞋（不知为何，每次扔时都有人给送来）包在纸袋里放在餐桌底下，钻进大巴。好了好了，总算扔了，不料高兴早了，酒吧老板特意把大巴叫住： “基里奥斯（你）、这个忘了！” 我的破烂不堪的耐克跑鞋！它就像谁都不肯忘记的往日小小过失一样紧紧缠住我不放。 “谢谢！” 说着，接过纸包。
1987 年，夏天和秋天
赫尔辛基
钢琴手是一个名叫 TAWASTSTFERUNA 的芬兰人和一个叫 HUI-YINGLIU 的中国女性，两人合奏。怎么说呢，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莫扎特，听得筋疲力尽。莫扎特就好像从前几个型号的半旧 “沃尔沃” 在手刹车的状态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涂，叫人双肩酸硬。音乐诚然有各种各样的诠释，当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烂漫的莫扎特，可这个毕竟有点离谱了，我想这已超出了解释的范围。但既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在芬兰很可能这样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的口味。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老婆预言 “住在这种地方准没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真给她说中了。
住此期间，我写了、译了几本书，长篇小说《舞！舞！舞！》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进展是顺利的，四十岁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满意。但此外这个那个有许多无奈。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如果问和平跟马拉松有什么关系，我也答不上来，但若说我的个人感想，我觉得人在长跑时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和。跑过一定距离之后，渐渐懒得去想各种各样的事，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拼命跑就是。而和平那东西未尝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
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不少了。此外还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
雨中的卡瓦拉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 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 “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 1929 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 作为规模无法同 1929 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幕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罗马的冬天
电视、意式疙瘩汤、普雷特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大体配有家具，但家具中不包括电视。住在东京的时候一不订报纸，二不看电视，倒也没什么不便，但在罗马不能一如既往。在信息泛滥的日本，有意切断信息可谓恰到好处（即使切断，信息也会渗来），而在罗马如法炮制可就任何信息都进不来了。况且在这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信息进不来，感觉上好像自己被剥个精光。
隆冬时节
从新年即将来临的 12 月 17 日开始写长篇小说《舞！舞！舞！》。写长篇小说时模式大体相同——“想写啊” 那样朦朦胧胧的心情在自己体内一点点高涨，某一天猛一咬牙：“好，今天开写！” 就我来说，较之具体结构和情节，更注重把握这个时间点。
和《挪威的森林》不同，《舞！舞！舞！》动笔之前就已确定书名。这个书名有人推测取自 “沙滩男孩"的歌曲，其实（虽然怎样都无所谓）来自一支叫德尔兹（The Dells）的黑人乐队的老歌。从日本动身前，归拢家里的老唱片自制老歌磁带，其中正巧有这首歌曲。很像是老风格的 “节奏布鲁斯”（rhythm-and-blues），悠然、粗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黑人味儿。在罗马每天半听不听地听它的时间里，悠然来了灵感，就以它为书名写了起来。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写得十分顺畅。《挪威的森林》是作为我也从未写过的那一类型的作品，边写边想别人将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这个那个想个没完。而关于《舞！舞！舞！》根本没想那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从根到梢是自家风格，出场人物也和《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一脉相承，就好像回到久违的自家院落，非常开心，或者莫如说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比快乐，这在我也是极少有的事。
由于太冷了，我穿上大衣，对着桌子 “啪嗒啪嗒” 连续敲击电子打字机的键盘，和在西西里写《挪威的森林》时正相反。那时暖和得不能在暖和，坐在桌前昏头昏脑，这次则冷得差点把键盘敲坏。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的不行，所以拼命想象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如此写夏威夷场面的时间里，似乎多少暖和起来，心情就像歪在热带太阳底下喝凤梨园似的。文章也有这种具体效用！尽管转瞬即逝。
这年冬天发生的唯一好事，就是小说完成了。因此，每当我想起《舞！舞！舞！》这部小说，就想起罗马马洛内先生那座寒冷的房子。是的是的，我是穿着大衣在那座房子里写小说的。并想起叫琴的猫、叫玛多的狗、米尔维奥桥的市场和波利尼音乐会。
伦敦
我在这个房间里写完了《舞！舞！舞！》这部长篇小说。一边用收发机听音乐、眼望外面的阿比大街，一边日复一日 “啪嗒啪嗒” 敲击电子打字机键盘。
1988，空白年
回头看去，这一年对我们夫妇似乎算不上美妙。回到日本，《挪威的森林》成了畅销书。也是因为一直身在国外不大了解情况，过了许久回国一看，原来自己已成为名人，为之瞠目结舌。看报纸上的畅销书排行榜，《挪威的森林》的销量在任何书店都排名第一。讲谈社的办公室大楼堂而皇之地垂下红绿两色幕布。我有事必须不时沿江户川桥至护国寺的大街通过，看了实在不好意思，总是佯装不见。秋天出版的《舞！舞！舞！》也顺利地成了畅销书。 可是——这么说自知冒昧和傲慢——我无论如何未能从某种苦闷中解脱出来。苦闷什么说不清楚，反正就苦闷得不行，觉得去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许多许多。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买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
1989 年，复原年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即使出现状况，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过来，即使置身于不太差的状况，看不见人影也会心焦意躁、提心吊胆。
前不久天皇没了。我终于年届四十。但不用说，到了四十也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东西陡然发生变化，既不至于以这一天为界一下子老态龙钟，又不会马上聪明过人，无非产生一点点 “奇怪呀” 这样的感觉而已。
意大利的几幅面孔
托斯卡纳
从后院可以放眼暮色中的托斯卡纳平原，景色真是漂亮。青山隐隐，湖广点点，云雾绵绵，远方的山顶现出中世纪古堡，庄稼地和葡萄园无边无际横陈开去。
《雨天炎天：希腊、土耳其边境纪行》
希腊篇
卡拉卡尔修道院
遗憾的是，关于佛教我不具有多少专业知识。我思忖，较之佛教徒，恐怕还是回答 “高科技教徒” 或 “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教徒” 之类好些。若是这个，倒可以比佛教徒多少说得详细些，例如索尼随身听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等等。
莫名其妙。马什进一步说明：“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于你们的实践中生活的。这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持续下来的时间，被称为 ‘拜占庭时间’。依据 ‘拜占庭时间’，一天不是从午夜十二时而是从日落开始的。因此，你们的午夜相当于我们的上午四时。”
我想这和我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我一般也在凌晨三四点开始工作。然后做家务、运动。
虽说我对宗教没有什么虔诚之心，但还是能够觉出那声音里蕴含的某种心灵信息。唯独那声音的回响我想怕是无法录进磁带传达出来的，因为那是包含所有状况的声音、震颤所有状况的声音。阿索斯深沉的夜色。沉默。与我们不同的时间。漫天的星辰。
我这个对整个宗教不具有丰富的知识。但若允许发表我个人感想，我觉得希腊正教这种宗教有时候好像能让人感觉出超越教义的东方式惊骇意味，尤其在从楼梯一隅窥看夜半礼拜的情况下。其中的确存在着我等理性所无法处理的力学，仿佛欧洲同小亚细亚在历史的根本点上互相妥协的那种力度，比之形而上的世界观，似乎具有更为神秘而凡俗的肉体性。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之行
对宗教诚然不知其详，但其亲切我心领神会。爱消失了，也有亲切剩下——大概是博加特说的吧。
卡胡索卡里贝亚
反过来说，事情诸般不顺也才成其为旅行。惟其诸般不顺，我们才得以碰上种种有趣的东西、奇异的东西、令人哑然失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旅行。
土耳其篇
兵
无知、淳朴、贫穷、吃苦耐劳。想必无论上级往脑袋里塞什么都信以为真。那种场合到来的时候，也许会变得粗野和残忍，一如所有国家的所有军队的士兵。但此刻这么抱着北约步枪津津有味吸着万宝路的他们既不粗野也不残忍。还是孩子。
24 号国道线
处于好奇心我们去看了伊斯坦布尔的红灯区，那可真叫惨不忍睹。我的可怜的性欲茫然不知所措——若像詹姆斯•博德威那样假定 “如果性欲有嘴” ——好半天开不了口。